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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ld!
德国老师的冷笑话
Decision & Risk Analysis的德国老师拿出一份调查报告:Where is the best place to die?
第一名是UK,因为: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do.
香港的排名也很高,因为:That is just to switch to another box.
很冷……
球场上的国歌
张晓舟写了一篇蛮有意思的文章《当德国国歌唱的稀稀拉拉》。世界杯列强之中,我最喜欢的也是德国国歌,曲调是海顿著名的C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质朴、宽广、温暖、诚挚,再联想到海顿老爷爷诸多虔诚朴实的作品—《创世纪》、《四季》、《伦敦交响曲集》、《临终七言》等等,没有巴赫的严谨,没有莫扎特的天才,也没有贝多芬的激情,但每每听到心底都有“惊呼热中肠”的感觉泛出,或许海顿感动人的,就是这种最直入人心的山民性格吧。
德国国歌的词也写的好,不是辞藻的华丽,不是修辞的精巧,而是境界高,首句就是“统一、法治和自由”(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唱的不是文治武功,不是山河大地,而是国家的价值。6月28日要开踢的英德大战,不管结果如何,德国的国歌就先下了一城—英国国歌境界实在不行,颠来倒去就是天佑女王福祚绵长,其境界尚不如大清帝国国歌《筑金瓯》。
每次看德国队踢球,特别是06年世界杯之后,在开唱国歌之时,场上那些肤色各异的球员搭着肩膀站在三色旗前,唱着自己国家的价值观,都会叹服德国的变化,要知道,在30年代,同样的曲目,歌词却是“德意志胜过一切,胜过世间的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über alles in der Welt),正如张晓舟所说:“四年前德国世界杯也见证了右翼种族主义光头党的式微,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之后,宽容多元的新德意志精神已经不可逆转”。因此,2006年世界杯最遗憾的可能不是德国队被淘汰,而是德国队最终没能踏足柏林奥林匹亚体育场,让克林斯曼和勒夫用晴朗开放但仍坚毅严谨的新德国精神重新阐释丽芬斯塔尔《奥林匹亚》中狭隘的日耳曼精神。
当然,国歌伟大、歌词伟大,也要有伟大的人民才行。就拿世界杯说事,再崇高的曲目,拿给中国男子人渣队听,效果估计尚不如听莫扎特长膘的猪猡。这次世界杯,法国队唱《马赛曲》,也是一大讽刺,听着那么血腥的歌词,看着法国队那帮首鼠两端的家伙们狐疑鸡贼的眼神,感觉实在是过于后现代。
转载:苗炜《精英和庸众》
我开着车,带着爹妈去良乡看我姑姑。我姑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叫纸坊村,原来有田,每次去都能从田里带回来白薯和玉米,不过,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最近这些年去,那里已经没什么人种田了,也看不见田地了。因为城市化的进程,良乡已经盖起来很多住宅小区,要一万多一平米,我姑姑也住上楼房了。我下了高速就不认识路了,旁边都是新盖的楼,打电话给我表姐夫,他指引我找到他家。在一片大学新区和一片住宅新区的边缘地带,我看见一大片瓦砾,我姐夫的几间大瓦房还矗立其中,他要当钉子户,不要到适当的赔偿决不搬迁,姐夫平常开黑车挣钱,有一天拉客人到一僻静处,被埋伏在那里的两个喽啰把车给砸了,姐夫说:“我明白,想要到合适的钱,就得抱着必死的决心。”
这话稍微文雅了一点儿,我忘记他原话是怎么说的了。我是个精英,天天看纽约客,看经济学家,看外国小说啥的,实在对劳动人民的话语不太习惯。反正他的意思是,他打算跟村支部书记及其背后的势力死磕。我姐夫当然算草根儿,但他的闺女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在电视台当记者。我姐夫问我:“你这也算在媒体工作···”,我又忘了他是怎么说的了,言下之意是让我主持正义,他闺女在CCTV工作都没法儿替他出头,何况我这么个小杂志编辑,姐夫又问:“你在市委认识什么人不?”我更没法向他解释了,像我这样的精英,是极力避免和当权者发生任何关系的,别说市委了,我连居委会的人都不认识。
在我这姑姑这支,我有三个表姐和四个表哥,自然也就有三个表姐夫和四个嫂子,他们有宰猪的,有教书的,还有刚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正在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也都明白,所谓媒体,都是替官府说话的,偶尔能替自家人说说话就不容易。我这位“黑车姐夫”带着我们去看姑姑,两年前刚修好的路看着不错,但已经有不少坑了,姐夫说了:“现在的路都不是为子孙后代修的,谁搞到工程挣着钱,自己的子孙后代就富余了。”
我姑姑住的那楼房,有个挺美丽的欧洲名字,对着正在修建的轻轨,停车场的工作人员都是原来的乡亲,原来村子里走亲戚,谁还要停车费啊,可现在也要进门刷卡。我姑姑那房子是90平米。客厅里摆着张桌子,我那位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嫂子在给我们预备饭菜,有特别新鲜的羊头肉,羊肚儿,我姐夫拿出“牛栏山二锅头”,他每顿饭喝四两,我杀猪的那姐夫每顿饭喝半斤,喝了点儿酒他说话的声音就更大。我姑父耳背,他80多岁了,耳背很正常。姑父早年间在乡村中学里干事儿,他是“地富反坏右”中的某一类,具体哪一类我又忘了,是不是受过迫害,我不能确定像他这样的小人物能不能当得起“迫害”一词,但肯定是受过欺负,还被欺负了好多年。村里有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由这帮“地富反坏右”去干。按理说,当年的“黑五类”应该是被当权者视为“异己”的,可现在,这位姑父拉着我爹的手畅谈祖国的美好,他先说世博会如何壮观,然后又说中国军力现在是世界第二,“没人敢欺负我们了”。我虽然说对军事不太了解,但也知道,中国军力谈不上什么世界第二,不过考虑到我姑父耳背,我要和他讨论军事实力的话就要扯开嗓子说话,像我这样的精英总是温文尔雅的讨论问题的,不习惯大声说话。如果说精英一定要担负启迪民智的义务,那我就要和我姑父讨论——即便我们军力第二,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可你当年没少受欺负啊?即便你大仁大义既往不咎,你女婿的车刚被人砸了,他想多要点儿补偿款都准备豁出性命了,那么谁在欺负他呢?他觉得自己是被谁欺负呢?
我姑父我姐夫都不会上互联网,可能连庸众都算不上。但我琢磨着,全国像他们这样的人大概有八亿,你要让我这个既看过哈维尔也看过昆德拉的人去启蒙他们我可干不了,那不成了搞农村运动的地下党了吗。我连我姑父都启蒙不了,他觉得他住上楼房不用下地干农活儿了就非常幸福,国家军力第二就非常自豪。我不这么看。我怎么看和他老人家没关系。
爱乐乐团的音乐会
3月18日去听了今年香港艺术节的重头戏—爱乐乐团的音乐会。由于杜南伊临时抱恙,指挥改成来刚从德雷斯顿国立乐团辞职的Fabio Luisi。上半场的贝多芬《普罗米休斯生民序曲》非常好,沉郁强劲,看来克伦佩勒奠定的音色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之后的莫扎特交响协奏曲是较为轻松的曲目,不是炫技之用,但是奏出莫扎特的味道,对乐团和小提琴和中提琴也是考验,最后效果还是不错。
而下半场的舒伯特第九交响曲,听上去很古怪,与之前听过的Levine、Sinopolli、Furtwaengler的版本迥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筋骨暴突、肌肉强壮的舒伯特,虽然舒伯特终生以贝多芬为偶像,但说到底他还是一个温润细腻、心思敏感的维也纳小胖子,我觉得Luisi把舒伯特的贝多芬一面挖掘的太过火了,尽管是第九交响曲以《伟大》为别名,但舒伯特的伟大和贝多芬、勃拉姆斯的应该有所不同,即便如Furtwaengler这样强调庄严伟岸气氛的指挥,在演绎舒伯特的时候也是抱着轻松一点的心态,突出其歌唱性。另外,第四乐章的结尾,应该是奏错了,结束的非常突兀,全场观众都没有反应过来,有点愕然。
总的来说,今年的这场演出让人不是很满意。不过根据场刊介绍,明年艺术节将邀请RiccardoChailly率领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和莱比锡歌剧院,还有Thomas Church Boy Choir,歌剧剧目已经定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门德尔松的乐队和巴赫的合唱团,虽然很诡异的上演反犹太分子瓦格纳的歌剧,但这份期待看来足以弥补今年的遗憾了。
上周很偶然买到了Franz Welser-Möst和克里夫兰交响乐团的一场音乐会,曲目很有意思,是苏佩+莫扎特+小施特劳斯,Dorothea Roeschmann又一次演唱了《费加罗婚礼》里公爵夫人的两首咏叹调,Roeschmann的公爵夫人,特别是那首“Dove so noi bei momenti”真是百听不厌,我觉得已经超过了施瓦茨科普芙,不过话说回来,21世纪的今天演绎公爵夫人的问题,视角恐怕和上世纪三十年代也不会一样。
最近总是在看一些身高臂长、面容清癯的人指挥的音乐会,Bloomstedt、Welser-Möst,还有昨晚的Luisi,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年马勒指挥维也纳爱乐的时候,漫画家画的剪影,很好玩。
海上皇宫的山寨精神
深圳南澳东山的海面上漂浮着的一座豪宅,号称“海上皇宫”,目前成为城中热点。说起这坨东西,07年初也有幸踏足一游,从浪骑游艇会出发,搭乘那艘号称从葡萄牙开回来的帆船,半小时航程即到。
漂浮着渔排上的这个大宅子,与周围渔民的海上房屋相比,实在是太鹤立鸡群,主人据说做房地产,早年学过美术,客厅里还放着一幅未完成的水彩呢。不过从风格到内装修,实在是让人看不过去:想弄点儿海洋风情,于是码头上弄了一个泰式的喷泉;想体现些富丽,大厅里一水儿巴洛克风情的家具;想玩点儿远离尘嚣超凡入圣,就弄点藏地的挂画摆设;还想来点儿苍莽气息,于是非洲风味必不可少,据说卧房还有个北极熊的地毯;也有可能为了提升底气,厅里还摆了不少名人上岛的照片,像是一张张的Endorsement……带我们“进宫”的人看来很得意,觉得这会是一个体现海洋文化的样板,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先行者精神。同行的意大利设计师看来很不以为然,憋了半天,很谨慎的说:有点Kitsch吧?!
按维基百科解释—Kitsch is a German word denoting art that is considered an inferior, tasteless copy of an extant style of art or a worthless imitation of art of recognized value. The concep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eliberate use of elements that may be thought of as cultural icons while making cheap mass-produced objects that are unoriginal. Kitsch also refers to the types of art that are aesthetically deficient (whether or not being sentimental, glamorous, theatrical, or creative) and that make creative gestures which merely imitate the superficial appearances of art through repeated conventions and formulae. Excessive sentimentality ofte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term.
这个解释非常系统到位,而且很铿锵,真想连珠炮般对皇宫里的土财主轰炸一番。Kitsch中文往往翻译成“媚俗”,其实不太妥当,按照皇宫这种堆砌风格、生吞活剥、品味粗劣、张扬霸道而自鸣得意的感觉,叫做“山寨”可能更合适些。皇宫的主人“山寨”或是Kitsch的非常投入,据说现在又弄了个马场飘在海上,与皇宫连在一起,很有想在海面上集成中国目前“高尚生活元素”于一体的壮志。
其实深圳城市建设中还是很有些山寨精神的代表作的,除了华强北的山寨机之外,地产界中,诸如卓越时代广场“每个大城市都有个时代广场”之类猪脑子想出来的口号,自诩“全球珍稀资产”的南山豪宅,甚至如小山包环绕的“因特拉根”,模仿国家大剧院的保利剧院,都大有山寨的味道。不过与华强北山寨小作坊追求蝇头小利的风格不同,地产或是别的行业的山寨,寨主自我陶醉的程度颇高,山寨已经不是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哲学。学者崔卫平也论述过Kitsch的表现,“最主要的,Kitsch是一种自我愚弄”,说的真没错,海上皇宫的山寨精神就是在自我愚弄,话又说回来了,像是这种自觉的有点艺术细胞和创造力的土财主,不愚弄自己在先,又怎么去愚弄别人呢。
Twitter体一则
大S:山村的淫荡;小S:城中村的淫荡
——看广告有感。
《三联》鲁伊写了一篇钱学森的生平文章,白描手法,紧凑、入骨。最好的一段如下:
“然而,在这些成功之后,又有着怎样的牺牲?
从头审视钱学森98年的科学人生,我们多么希望,那个即使在被关押羁留、限制人身自由的重压下,依然拒绝指认自己好友维恩勃姆为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后来不曾写过痛斥自己的另一位好友兼同事,“完全是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的批判文章。那个总是对学生说,“除非你写得出来(证明过程),否则就不算数”和“证明他”的钱学森,不曾向全国人民证明,只要有足够的水、肥料和劳力,理论上要使农作物增产20倍是可能的,亩产万斤不是虚言;那个被冯·卡门赞为“我的门生中最严谨、最富有科学精神”的钱学森,不曾对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信之不疑,不曾写文章论证中国古代名医都是大气功师?
面对这些驳杂于钱学森一生科学与爱国主旋律中的异音,后学者或失声,或矫饰。那是为了什么?钱学森从来都只有沉默。很多很多年以前,他就对自己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后悔’。”
这已经不是在写钱学森,而是在给49年后中国学术和科学的悲剧历史勾勒草图了。
另:同期纪念唐德刚的文章也很好。
The Wall Torn Down
如蝇营营
钱学森逝世,全国的闲人又开始如丧考妣,有如前几个月季羡林跨鹤西归一般光景,高官们仍然要说“不可估量的损失”云云,真不知道如何可以避免这种损失,难道要老人家万寿无疆?(就像当年巴金,插喉管植物人多年,生不如死,就是为了“避免损失”);沾亲带故的名人母校,“向学长致敬”、烛光守夜不绝于缕,唯恐显得不够切肤之痛,更有不知什么来头的武汉某野鸡大学,还要安排半年的哀悼期,我看他们学校上下,不如直接去中关村老人家楼下结庐守墓三年算球了。
名人之死,当下也成了一种黑色的派对,正如狄更斯说的,“唯恐不能表现出一种傲视同侪的高贵悲伤感”,临时抹泪悲悼季羡林的,有几个知道老人家到底研究的是哪门子的“国学”?学贯中西贯的是什么?要给钱学森戴孝半年的傻逼们,有几个人知道人家的学术专长?两弹一星的贡献,功勋又在何处?
空洞的哀悼,无意识的狂欢,如蝇营营,嗡嗡不绝于耳,所有的声音中,唯独缺少一种提问:人家是怎么做学问的?现在还有没有人像他们一样做学问?就说季羡林,给现在的北大人留德十年,谁能够沉下心来,在哥廷根荒疏寂寞的校园中皓首穷经?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无以传承,任何纪念都只能映射悼念的苍白无力。所谓哲人其萎,不是肉体的湮灭,而是思维力量和探求精神的无以为继,当下国内应该追悼的,恐怕这是这种一去不返的狷介的治学精神。
又:摘录毛子水撰写的胡适之先生墓志铭,这才是哀而不伤、豁达磊落的风范。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